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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給你一個學校，校舍建好了，設備也配好了，你現在敢接嗎？”這是無錫金橋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馬自雄三年前碰到的事情，給他學校的是無錫市政府，當時在民辦教育領域奮斗了近十年的他已經小有名氣，旗下的教育機構覆蓋著小學和幼兒園以及培訓機構。
當時的馬自雄選擇了拒絕。“我們不敢去辦。我對民辦教育還是有一些顧慮的，雖然我們九年來發展得還不錯，但是回顧這九年的歷程真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當時馬自雄表示。
時隔三年，即便是教育部剛剛出臺了《教育部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教育領域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下稱22條）。馬自雄依然充滿顧慮，他三年前提出的民辦教師身份等問題在22條里依然沒有一個系統的解決途徑。
當然，教師身份不是唯一的問題。諸如民辦學校法人屬性不清，財政金融支持未能充分體現公平待遇，民辦學校融資渠道不暢，政府發展民辦教育的職責不夠明確等問題都令眾多民間資本止步教育。
業內人士認為，在當前的政策環境下，民間資本的投資方向還將是集中在此前已經較為成熟的學前教育、“影子”教育系統以及企業教育培訓等領域；而看似還有投資空間的義務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領域，由于政策的不明朗，還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要謹慎而為之。
摸石頭
不過，溫州在大膽嘗試的民辦教育改革或許帶給民間資本更強大的信心。
自2011年3月開始，溫州全面啟動國家民辦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一年后，其包括對民辦學校進行分類管理，給予非營利性的學校“民辦事業法人”身份，而對營利性學校按民辦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民辦教師與公辦教師一視同仁，按事業單位標準參加社會保險；公辦學校教師到民辦學校支教，保留原有的身份、檔案不變等政策開始逐步發酵，效果正在顯現。
據溫州市教育局透露，新政實行一年以來，全市已經簽約10個引資項目，吸納民間資金達34億。
不過，溫州經驗在全國推廣的前景并不樂觀。
“一方面是溫州本身在執行過程中，也面臨著騎虎難下的問題。”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人士透露，“例如公共財政支持方面，教育局和市財政局出臺了公共財政支持的要求，但是區財政能否按要求完成也要看各個區自身的財政狀況。”
另外一個壞消息是，被馬自雄等民間教育者看成是最大希望的教育部新“30條”，目前傳來的消息是幾近難產。
新“30條”是以溫州探索為基礎，教育部擬另外推出的30條更具操作性的補充意見。
“最后得到的消息說‘30’條在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會簽過程中被擱置，這也能理解，畢竟不是所有部門看法都能一致。”馬自雄表示。
“迄今為止，民辦教育領域出臺的有關政策仿佛僅僅滿足于‘摸石頭’，頗似車到山前才修橋鋪路，能走多遠算多遠。這就是為什么，民辦教育投融資問題本質上還屬于‘石頭上的博弈’。”中國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吉利大學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蔣國華說。
投資回報
不過，一個被關注的細節是，此次相關新的政策文件開始合理界定民辦教育的身份問題，并將民間資本投入稱為“投資”而非2002年制定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時提及的“出資”。
既然是投資，投資回報不可回避。
目前，中國民辦教育的現行法律法規和一整套政策是基于教育的非營利性而設計。教育行業與其他行業略顯不同之處還在于教育本身的公益屬性，這也讓“投資回報”變得遮遮掩掩。
談及投資回報，數位接受采訪的辦學者都一再強調自己投資教育是因為有教育情結，并不是為了盈利賺錢，在這個領域，似乎談“錢”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情。
其實，早在2003年出臺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就明確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須的費用后，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節余中取得合理回報。但“合理”二字如何界定，無論理論界還是實業界都沒有一個定論。
蔣國華表示，投資回報不清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企業的辦學身份不明確。按目前規定，民辦學校的法人屬性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業內較為一致地認為這個定性是矛盾、含混的，既非企業又非事業，在管理上，合理回報界定上都有問題。
重新定位民辦學校法人屬性，被看成此次促進民間投資的關鍵一環。溫州此次新政也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在溫州“新政”中明確規定：非營利性全日制民辦學校按照民辦事業單位法人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管理；營利性全日制民辦學校按照企業法人在工商部門進行登記管理。
據溫州市教育局介紹，在首批推進改革的100所民辦學校進行申報時，已有16所學校申請登記為企業法人。
更為關鍵的是，溫州此次在回報規定上也有了突破創新，將含糊了十多年之久的合理回報的“合理”二字給予了明確。“新政”明確規定：登記為民辦事業單位法人的民辦學校，可從辦學結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經費，用于獎勵出資人。年獎勵金額最高可以達到出資人累計出資額為基數的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登記為企業法人的民辦學校享有《公司法》規定的相關產權與經濟收益，按市場機制辦學，按企業機制獲取利潤。
投資機會
在現有政策環境下，目前教育市場的投資機會在哪里？“應該尋找那些公共投入不足的領域進行投資，例如學前教育；還有嚴格限制公立學校進入的諸如補習班在內的影子教育系統，還有一些企業職業培訓等領域。”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經濟研究所曾曉東建議。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表示，學前教育的投資前景更大，因為學前教育需要的投資規模相對比較小，辦學方式也更為靈活；而高等教育在投資總量上要大很多。
據蔣國華介紹，目前，學前教育的行業平均毛利率約為30%，領軍教育企業的毛利率一般可達40%~50%；職業培訓的行業平均毛利率約為35%，其領軍企業的毛利率甚至可到50%~60%，遠遠高出其他行業。
不過，馬自雄也提醒說，民營資本在進入前，一定要考慮清楚政策風險，目前政策的延續性，未來可能產生的政策變化因素都必須考慮清楚。
他回顧自己在金橋學校這十年經歷中受到大大小小的政策沖擊就不下5次。“2007年《新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國家對全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實行全免，同時加大對公辦學校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后來又推行了所謂‘高位均衡’，當時這是個好事情，但是從客觀上對民辦學校產生很大的沖擊，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并沒有對民辦學校有一分錢的投入。”
以目前的學前教育為例，過去幾年在國家對教育整體投入不足的情況下，不少民間資本進入學前教育領域并得到不錯的發展，諸如紅黃藍、艾毅幼兒園等學前教育機構也成為學前教育市場的強勁新生力量。
但隨著“入園難、入園貴”問題的日益凸顯。為解決這一問題，2010年11月，《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頒布，盡管在意見中仍明確表示“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舉辦幼兒園”，但同時還指出“發展學前教育，必須堅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并將扶持民辦幼兒園的重心明確為“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
中國兒童產業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對此表示，近一兩年各地方政府紛紛加大公立幼兒園的投入，在民辦幼兒園方面，不少地方甚至設置了準入門檻——即減少審批新建中高端公立園，并通過限價的方式發展民辦普惠園。這種來自政府層面的制約就導致不少定位于中高端的品牌幼教機構在異地擴張中遭遇很大阻力。
除了學前教育，“義務教育也有空間，關鍵要與公立學校做好區別，目前公立學校辦學相對比較單一，很難滿足多樣化的需求。而高等教育方面，除了投資資金量要求比較大，也更需要有明確的辦學思路。”儲朝暉表示。
不過，馬自雄也提醒后來者一定要做好前期調研。“現階段的辦學壓力和辦學成本都與以前不一樣了。而且以前民辦學校的優勢在于辦學思路、教學環境以及硬件投入等方面，這幾年隨著公立學校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民辦學校此前的一些優勢都在漸漸消失，目前我們也只有靠更加靈活的機制來辦學。”(經濟觀察報 記者 康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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