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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安觀察提示：中國信托業走過十余年的發展之路，隨著改革開放經濟不斷發展與經濟增速的影響，信托業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起輕重的作用，十年來信托業的發展都發生了哪些變化呢？根據《中國信托業發展報告2013》給社會呈現出信托業發展的黃金十年的十大變化，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信托理財與傳承做出貢獻！
變化一：信托資產規模高速增長，信托業躍居第二大金融行業。
盡管規模大小不是衡量一個行業實力強弱的唯一指標，但是在金融領域，“規模大小決定行業地位”的特征卻較為明顯。
2002年底，整個信托業僅有20多家信托公司完成清理整頓，獲準重新開業，全行業管理的信托資產余額僅710億元。到2006年底，全行業信托資產為3606億元。
2007年“新兩規”發布后，信托業的發展駛入快車道。當年底，全行業信托資產規模逼近1萬億元大關， 約為0.95萬億元；2008年底達到1.22萬億元；2009年底突破2萬億大關，達2.02萬億元；2010年再增1萬億元，年底達到3.04萬億元。2011年以來，全行業信托資產規模增速進一步加快，2011年底接近5萬億元大關，達到4.81萬億元，2012年一年增加2.66萬億元，年底達到7.47萬億元。
2012年底，信托業受托管理的信托資產為7.47萬億元，保險業總資產為7.35萬億元。以“體量”計，信托業已超越保險業而成為中國金融業的第二大支柱，僅次于銀行業。
2007～2012年6年間，信托業受托管理資產規模占當年度GDP的比重已由 2007年3.0%增長至2012年的14.3%。
信托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國金融子行業的結構。信托業的崛起，改善了銀行業一家獨大的現象，促進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提高了金融體系運行效率。
變化二：信托公司成功滿足了居民投資理財需求，創造了巨額財產性收益。
信托資產規模的爆發式增長始于2009年。2009～2012年，全社會整體流動性充裕，然而，持續的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環境，迫使大量資金從銀行資產負債表“出逃”，進行投資理財，以求保值增值。一方面，個人和機構的投資理財需求迅猛增加，另一方面股市持續低迷，國家又接連調控房地產，直至推出嚴厲的限購政策，可投資渠道極為匱乏。這個時候，信托理財和銀行理財，以其鮮明的固定收益特征，成功滿足了這種需求。如果不是信托理財和銀行理財吸附了過剩的流動性，這些資金將“沖”向何方，炒作何物，不得而知。
2010～2012年，信托業為受益人創造的收益分別為366億元、705億元、1861億元，三年時間全行業給受益人創造收益高達2932億元。同期，信托業自身實現的信托業務收入分別為167億元、346億元、472億元，三年累計僅為985億元。
由此可見，信托公司以信托產品為媒介，組織社會資金參與社會財富創造，分享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所獲得的理財成果主要歸受益人所有，信托公司只收取了有限的信托報酬，真正體現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經營理念。
變化三：成功守住風險底線，信托公司風險抵補能力顯著增強。
2006年11月，泛亞信托被銀監會授權吉林銀監局責令其停業整頓。在處置泛亞信托風險過程中，動用人民銀行再貸款收購了自然人債權。此后，時任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多次強調：“這是最后的晚餐”。今后，非銀行金融機構涉及自然人債務出現問題并關閉，中央政府特別是人民銀行很可能不會同意債權收購，而現在設計的存款保險體制又沒有覆蓋非銀行金融機構，這就要求，信托公司切實防范好自身風險，“誰的孩子誰抱”。
自2007年“新兩規”施行以來，信托行業不僅從未發生類似慶泰信托、德隆系信托（金新信托、伊斯蘭信托）、金信信托、泛亞信托這樣的行業重大風險事件，且包括上述事件在內的各家信托公司之遺留風險也都得到了化解。
2010年銀監會頒布實施了《信托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信托公司整體風險的監管體系進一步得到完善。隨著凈資本管理辦法的頒布實施，信托公司資本實力普遍增強。
從2011年初至2013年2月，已完成增加注冊資本的信托公司數量達到20家，共完成增資額177.24億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的增資額為8.86億元。注冊資本增加10億元以上的信托公司有7家，其中興業信托以20.66億元的增資位列各家信托公司之首。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國67家信托公司實收注冊資本總額為980億元，較2007年底的475億元增長了505億元，增幅為106.32%，年均復合增長超過20%。2007年正常營業的51家信托公司的平均注冊資本為9.31億元，而2012年底已增長至14.63億元，增幅為57.14%，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10%。信托公司資本實力的增長，有力地帶動了信托公司業務發展空間及抗風險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變化四：信托公司主業日益清晰，業務結構持續優化。
2007～2012年間，絕大多數信托公司逐步將業務重點從傳統固有業務投資轉移至進行資產管理的信托業務上。2010年成為了全行業業務收入模式轉型的分水嶺。截至2010年底，全行業信托業務報酬收入首次超過固有業務收入。當年全行業經營收入283.95億元，信托業務收入166.86億元，占比達58.76%。
自2010年底全行業信托業務報酬收入首次超過固有業務收入以來，信托公司的信托業務收入呈現出持續增加的態勢，且占行業營業收入比例也不斷提高，2012年全行業實現638.42億元經營收入，其中信托業務收入為471.93億元，占比達73.92%，信托業務確立為信托公司主業的模式進一步固化。
優先發展信托業務的思路在不少有民營股東背景的信托公司體現更為充分。2012年，中融信托、長安信托、新華信托、四川信托的信托業務收入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為92.48%、94.64%、93.38%、94.20%。
除此之外，信托公司的業務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對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的依賴度大大降低，信托公司自主管理資產能力顯著增強。
近三年來，“銀信合作單一資金信托”業務占比呈現出大幅下降的趨勢，從2010年底的54.61%降至2012年底的27.18%，降幅高達50%。與此同時，“非銀信合作單一資金信托”卻大幅上升，從2010年底的19.90%增至2012年底的41.12%。盡管其中的部分資金仍來源于銀行自營資金投入，但確實有越來越多的非銀行大型單一客戶開始尋求以信托的方式進行理財，這也代表高端個人和機構客戶對綜合化理財要求的提高。
由此可見，信托業的增長動力正在逐步發生質的變化，增長的主動力不再是粗放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而是演變為以機構為核心的大客戶主導的“非銀信理財合作單一資金信托”、以銀行理財資金為主導的“銀信理財合作單一資金信托”、以個人為核心的合格投資者主導的“集合資金信托”“三足鼎立”的發展模式，而促成這種變化的源泉，則是資產管理市場的成長性與信托制度安排的靈活性的有機契合。
從資金的運用方式上看，融資類業務的規模占比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超過60%下降至2012年底的48.87%，下降了超過12個百分點；而投資類業務占比則相應從2010年底的17.78%上升至2012年底的35.84%。
隨著信托業務規模的飛速增長，信托公司主動管理能力的持續提升，信托行業的盈利能力也實現了快速增長。信托行業總收入從2007年的219億元增長至2012年638億元，增長了191.32%，行業實現利潤總額從2007年的158億元增長為2012年的441億元，增長了179.11%。
變化五：服務實體經濟成效顯著，引導了民間投資。
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在服務實體經濟、推進改革轉型、維護金融穩定等方面整體運行情況良好。但是，目前我國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般而言，新興產業和戰略性產業往往孕育在中小企業當中，但風險的不確定性導致這些企業難以獲得銀行資金的支持，而信托等直接融資渠道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一套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機制。
作為中國的“實業投行”，信托公司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之一。信托資金的運用方式涵蓋股權、債權，介于二者之間的“夾層”，以及各種收益權投資，這就使得信托公司在服務實體經濟時，能夠整合運用多種金融工具，通過靈活的交易結構設計，為企業量身定做融資方案。由于風險控制手段的多元化，特別是可以通過入股，介入融資方的公司治理和日常運營，信托資金可以進入一些銀行信貸資金不愿介入，不適宜介入，但實質風險可控的領域。
截至2012年底，信托業投向工商企業信托資金余額為1.86萬億，占信托資產總規模的26.65%。信托公司一手連接著理財市場，一手連接著實體經濟，能夠以市場化的方式，把社會資金聚集起來，通過產業基金、創業基金、私募股權投資以及貸款等多種方式把資源直接引導到符合產業政策導向的創業企業、處于技術研發階段的新興產業以及具備良好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對產業結構調整有積極的作用。
信托業在滿足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緩解了“民間資本多、投資難”的問題，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規范有序發展。由于信托公司受到了較為嚴格的監管，行業整體風險可控，信托業成為了民間流動資金最為規范的蓄水池，對民間投資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如果沒有信托公司的存在，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以及民間集資、“地下錢莊”等缺乏監管的組織將可能更加泛濫，從而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的繁榮與穩定，甚至有可能影響我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變化六：為剛性宏觀調控提供了“彈性”，助力中國經濟平穩增長。
近年來，信托業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剛性政策提供了潤滑、“打補丁”的作用，成為了有效的“減振器”。當宏觀經濟或政策發生重大變動時，一些自身經營并沒有太大問題的工商企業更需要得到資金支持，在傳統的銀行信貸等渠道阻塞的情況下，信托公司憑借制度靈活的優勢，滿足了其融資需求，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幾經起伏，如果沒有信托業的存在，我們的經濟狀況可能會更糟。必須指出，信托業并沒有對抗宏觀調控政策，而是平抑宏觀經濟或政策波動給實體經濟帶來的震蕩。信托機構及信托工具的運用能較大程度上填補融資市場上的較多市場機制的失效和不足。
變化七：成為金融創新的溫床，信托業發展示范效應引爆大資管時代
信托資金的投資范圍橫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領域，信托平臺可以集成所有的金融工具，包括股權、債權、股債混合、可轉換股權、可轉換債權等。這使得信托公司成為中國的金融產品，尤其是理財產品的創新基地。
2006年前后，信托公司敏銳洞察到銀行表內業務受到諸多限制，銀行理財投資渠道匱乏的困境，開發出了銀信理財合作業務，使得銀行可以借用信托平臺“曲線”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緩解表內資本補充、撥備計提的壓力，同時也滿足了銀行理財資金對于固定收益基礎投資品的需求。這一業務模式隨后大量被證券公司等資產管理機構復制效仿。
信托產品設計中受益權按優先級、次級分層的結構化設計理念，財產權信托受益權份額化、流動化的準資產證券化理念，證券投資信托中的警戒線、強制平倉線設置等理念和工具，已廣泛被各類金融機構借鑒使用。
2007年以來，信托業堅持不斷創新，管理資產規模高速增長，信托公司在為投資人創造巨額收益的同時自身盈利水平也不斷提升，這種示范效應促使其他金融監管部門放松管制，推動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等學習、借鑒信托公司的業務和產品模式，這促成了大資管時代的到來。
變化八：信托公司監管框架初步成型，穩健發展的基礎不斷夯實
2001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正式頒布實施，使信托制度在中國得到正式確立。
2003年4月，中國銀監會成立，開始著力研究改革多年來信托公司搖擺不定的業務發展模式，著力解決多年來“帶病運行”等困擾行業監管和發展的根本問題。2007年，銀監會啟動信托公司制度改革，修訂“兩規”，發布了新的《信托公司管理辦法》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對信托公司經營提出了新的規范和要求。
“新兩規”及與之相配套的系列法規的實施，對部分傳統業務模式產生了重新構造的作用，并引導信托公司回歸信托主業。
2010年，銀監會又出臺了《信托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信托業進入“一法三規”的新時代。《辦法》對信托公司的杠桿率進行了限制，并通過風險資本系數的動態調整來達到引導信托公司業務轉型的目的。
除此之外，銀監會還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會計核算、監管評級等方面制定了相應的綜合性配套制度，并根據不同時期宏觀政策和信托市場的特征，陸續頒布了針對房地產信托、銀信合作、信政合作業務的系列專項業務規章文件。銀監會已搭建起針對信托公司的四層監管框架體系，信托公司穩健發展的基礎不斷夯實。
變化九：信托業人才聚集效應顯現，信托從業者素質顯著提高
人才是信托公司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伴隨著信托公司業務轉型發展的趨勢，不少信托公司在人力資源方面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如今的信托業務，特別是監管層鼓勵的創新型主動管理類業務，更加強調團隊協作，更加重視專業管理，更加依賴青年才俊。
從信托從業人員數量上看，2002年底，從業人數僅3000多人，2006年之前一些人員未能堅守下來，陸續轉行離開信托業。2008年以后信托業煥發生機，不少信托公司建立了市場化運作、市場化激勵機制，吸引了大量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的人才“回流”信托業。信托公司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創新動力。根據對2012年信托公司年報的統計，信托行業最新從業人員數量已經達到11500多人。
變化十：信托業形象極大改善，信托理念得到普及推廣
在中國的諸種金融業態中，唯有信托業是割裂了歷史的延續性而完全重新加以設計的，這是信托業容易被誤解的主要原因。過去，談到信托，大家的刻板印象是：五次清理整頓、“壞孩子”、高風險......
十年間，隨著信托行業的健康快速發展，這樣的刻板印象正在逐步消除，社會各界開始重新審視信托公司，認知信托制度，信托公司作為“受人之托 代人理財”專業機構的新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信托公司在滿足居民投資理財需求，服務實體經濟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宏觀經濟決策層的肯定和重視。
十年間，信托公司成功地實踐了《信托法》的精神，成為信托制度的最佳理解者、踐行者、傳播者。各類金融機構從羞于談及信托，變為積極尋求將自身資產管理業務納入信托關系的法律范疇，并在業務模式上借鑒信托公司的成功經驗；企業界從不知信托為何物，變為津津樂道信托融資的高效率、信托夾層融資的獨特優勢，并開始接受信托公司提供的綜合金融服務；高凈值人群從單純地投資信托理財產品，變為愿意接受信托公司提供的財富管理服務，并考慮利用信托來進行財富傳承、遺產規劃等。
